作者：许知远
我日渐发现，这社会比我想象得更愚蠢。
但是，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很聪明。但糟糕的是，我们从没找到某些方式，让个人的聪明转化成集体的智慧。
我们是一个如此勤劳、聪明的民族，愿意忍受没完没了的竞争，愿意牺牲掉个人的生活、自由甚至良心，但却我们又是一个如此低效与不适合生活的国家，缺乏精神世界的享受与创造性，甚至物质成就都像是那些质量不佳、被包围垃圾堆的新楼房。
除去被过度谈论的制度，我想我们也是一个不习惯自我质疑的国家。自我质疑不是那种“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犬儒哲学，而是坚信我们可能通过努力来改变现状，或许这种改变注定是缓慢的，却必须是持续的。但这种态度的前提是，我们要寻找到探讨问题的前提，寻找到某种共识。我们要分清哪些基本的原则与价值观是需要坚持的，哪些则是显而易见的糟粕。但很可惜，我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价值观如此混乱的年代，以至于人们所有的宽容变成了对愚蠢、丑陋的宽容，却指责那些捍卫基本立场的人过分偏激。写完下面的文章时，我突然想到这些。
自我沉溺的社会
当奖杯从黎瑞刚手中传递到魏文彬手中时，气氛达到了高潮。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我坐在王府井的东方君悦酒店的一间宴会厅里，参加中文版的《Variety》杂志的“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
过去五年中，中国社会迷恋上了各种“年度人物”、“十大人物”、“杰出人物”、“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评选，新兴的精英阶层爱上了这种自我庆祝——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获取了更大的关注，他们也多少相信他们理应分享对应的荣耀。
奖励的范围是狭窄的，首要的是商业人物，其次是娱乐和体育明星，它象征了时代特征——赚取金钱和名声的速度标志着成功的程度。而大多数的典礼都希望邀请到政府官员作为颁奖嘉宾，当那些局长、市长、会长把证书、奖杯放到获奖者手中时，它无疑也在暗示——是谁让你享受到荣耀和自由。官僚力量或许不再像保姆一样事无巨细的管理你的生活，但它保有随时干涉你的空间的权力。
那天晚上的确称得上媒体行业的盛会，主桌上坐着中国最大的媒体投资者IDG集团的中国领导人熊晓鸽（这家公司也是中文版《Variety》的投资人），新浪的高级副总裁陈彤——他被视作中国网络新闻模式的奠基人，搜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中国最早的娱乐节目的先驱王长田，主持人则是杨澜……
黎瑞刚是上一年的年度人物，他是上海文广集团的领导人，这家巨无霸式的传媒集团控制着上海主要的电视台、报纸、杂志，不过37岁被视作改变中国传媒行业的希望，他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复旦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而57岁的魏文彬在大部分时间都阴沉着脸，一些人说他具有典型的湖南人的气质，果敢、富有想象力却具有浓郁的山寨与权谋意识。他一手创办的“湖南卫视”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地方电视台，一些情绪化的评论者用曾国藩来作比，曾缔造了评叛了太平天国的“湘军”，魏则创造了改变中国电视业的“电视湘军”。
幻灯片以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的音乐为背景，回顾了魏文彬的成长，那些黑白照片象征了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在一片狂热的集体主义中渡过青春、在心灵与头脑最敏锐的时刻却错过了学习的机会，他们真正的生活是在他们30岁时才展开，他们沉睡了多年的热情与创造力释放出来了，他们中最杰出、最勤奋、最幸运的一些获得了荣耀与成功。在他们年轻时，只允许政治教条、要求自我塑造成清教土，而当他们人到中年时，个人的金钱、名声、权力则变成了评判你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我知道自己的感慨不合时宜，不过当黎瑞刚与魏文彬站在一起时，我的确心生感慨。在过去两年间，他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推出了各自的选秀节目。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成为一场全民运动，它旋及了引来了此起彼伏的摹仿者，其中最成功的黎瑞刚领导的电视台推出的“好男儿”……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当我打开电视机时，一个接一个频道都在放着各种形式的选秀，一开始它是年轻男女的运动，接着扩散到了老人与小孩。中国变成了卡拉OK之国，人人都觉得模仿得像是刘德华、张惠妹，就是魅力、个性的代名词，因为电视台的倡导，这些业余选手有机会走出了KTV，原先的自我满足，不仅有机会让他们变成“15分钟名人”，而且可能转变成迅速到来的巨大名声和商业机会——它不需要你创造出某种新想法、或是具有特别的才能。它需要的是模仿能力。
最初，令我没法忍受是，是这些节目的坏品位。那些姑娘、小伙子像是玻璃、塑料，总之是那些缺乏生命力的无机材料组装在一起的，他们经过设计的衣着与动作，则像是杂乱的拼铁，毫无色彩与形式的和谐可言，他们所作的表达，则是千篇一律的将苍白当作单纯，将滥情视作真情，那些评委所做的点评则是一场看谁更愚蠢的比赛……
你当然可以说，我可以选择不看电视。这引出了令我不安的更重要的理由。这些节目如今吞噬了中国媒体的主要金钱与能量，败坏了它们本就不多的创造力——如果仅仅给这些年轻人一个窗口，就可以获取收视率和广告，哪些制作人还会将更多的心思投放了节目的真正创新上。
这一切行为，都是在“尊重市场”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是在“政治上的压力”之后，中国的媒体人为自己行为寻找的一个新理由。在这两个理由之下，关于意义与价值的探讨彻底缺席了，因为它既有政治上的危险，在商业上又不可量化。
我无意批评那些妄想一夜成名的年轻人，他们在心灵成熟时恰好遭遇到中国社会价值观最混乱与庸俗的年代。更有责任的是领导这些媒体的中年人。每个商业机构都有其商业目的，其庞大的体制惯性也难以迅速克服。但是我想说的，因为这些原因，你就遗忘那些本应肩负责任则是值得怀疑的。在现代社会，媒体机构甚至比传统教育机构肩负着更重要的教育使命。
一个文明的传递，不仅是因为增加了各种消费品，而是因为它传递了美、音乐、文学、自尊、克制这些精神生活与价值观。每一代成年人都有义务，把这些美好的、崇高的情感与事务，呈现给下一代。在这种意义上，一份报纸、一家电视台，永远不该自认与一家洗发水生产商或是汽车厂一样，只是产品的生产者。如果内心缺乏这种信念，一个人或许根本就不改进入媒体行业。
我丝毫不怀疑，很多人最初是抱有这些信念进入传媒行业的，但他们最初的理想总是迅速被日常工作中无处不在的挫折与压力所冲击。很快的，他们谈论收视率与广告额多余一切，最初的目的却被遗忘了。“工具理性”战胜“价值理性”，是今日中国最普遍的情绪。
每个人都是现实社会的产物，但每个人同时也是希望与理想的产物，他不仅顺应生活，他也对抗生活。无论，对于正在把握中国媒体的话语权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不是鼓励年轻人更广阔、深入的探索世界，去认识生命的丰富性，而用浅薄的“一夜成名”来诱导他们，不加克制的鼓励他们拙劣的模仿与愚蠢的自我沉溺，并把这种愚蠢的放纵转化成自己的经济收益，这种行为显然是令人忧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