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思维的乐趣
编注：节选主要为关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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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西安大雾，准备把我们从上海运往那里的飞机，仍滞留在咸阳机场。等待的人们坐满了长椅，其中几位带着白色的小帽，腮边的胡须茂盛，眼窝有点下陷，他们是穆斯林。西安住着很多穆斯林，我经常住的酒店紧邻着大皮院，是他们的聚集区，有时我会穿越窄窄的莲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沫。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卖白饼的姑娘神情沉静的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兰经》。还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头店喝啤酒、吃羊肉串，老板娘身材滚圆，笑声爽朗，她说她的祖先来自沙特阿拉伯，自从唐代以来就生活在西安——那个时刻，她叫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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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于唐朝心怀一种既模糊又强烈的情感。汉朝给予了中国人最初的统一身份认同，我们都是汉人，而唐朝则是中国人最甜蜜的记忆——我们强大、繁荣、开放，我们折服了蛮族，创造了瑰丽的诗歌，我们谈论山水，还会品评美人……当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对于强大往日的记忆变得更加迫切与浓烈，那些飘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建造的都是唐人街。但是，我们对于唐朝的认识又是模糊的，是什么使它强大，又是何原因让它衰落。中国的政治历史被伦理与道德的过度强调所笼罩着，个人品德被视作王朝兴衰的关键，更复杂的因素经常被遗忘。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给出关于强权兴衰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很多人从一个角度切入，蔡美儿选择的是宽容。她发现，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而衰落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于是，在蔡美儿的笔下，唐代盛世建立于一个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基础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唐代继承了蒙古—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来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国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拓展了唐代中国的版图，而长安城中则是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还能轻易寻找到这种痕迹，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留学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这份报纸（注：《环球时报》）我断断续续的读着，两杯茶，睡了一觉之后，咸阳机场到了。除去历史书上的秦始皇那久远短暂的年代，这座城市从未进入我的视野。据说它在过去二十年中成为了一座专门生产保健品的地方，满街都是各式保养品的广告，其中最知名的一家人是来辉武神功元气袋，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时，很多中国人的腰部都戴着它，医治日渐脆弱的脾胃。
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开车的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西安夸耀自己是12朝、或是13朝古都，其中秦与唐是他们最喜欢提及的，它们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事实也的确如此，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的节奏缓慢、容易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我都看到了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心里更期待自己是“长安人”。就像我的那位朋友所说，那时我们坐在市中心的King Coffee，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
每当我们想夸耀全球化给此刻中国带来的文化融合时，经常忘记了一些时代人们早已如此。去读读那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吧，唐朝前叶的中国人多么自信的体验一切外来品，与外来者融成一片。唐代的强盛也一定给后人留下难以改变的印记。
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她的周围要么就是那些弱小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他们的文化却显著的低于中国；那足以对中国构成挑战性的古罗马，或是阿拉伯帝国，遥远得构不成威胁与竞争。
但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她的变化，总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从来如此。于是，中国变成了一个二千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的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
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绝吧。所以，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了吧。
但是，如何将《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的古代中国，与《环球时报》的此刻中国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我们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1930年代感慨说，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三百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你看，当车行驶在西安的太白路上，我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感，又消散了。
